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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真正動搖傅恒地位的，是他經(jīng)營緬甸事務(wù)的失機。清初，中國和緬甸之間，在相當(dāng)長一段時間內(nèi)沒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聯(lián)系，但兩國地域毗鄰，民間來往很是頻繁。乾隆十八年，通過與緬甸關(guān)系較密切的云南茂隆廠主吳尚賢的介紹，兩國開始有了交往，清政府允許緬甸使節(jié)來華，這是兩國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。但這良好的開端卻由于不久發(fā)生的緬甸內(nèi)亂而中止。從乾隆二十年起，緬甸軍隊不斷侵擾清朝耿馬、孟連等土司。乾隆三十年，緬軍甚至進犯云南九龍江橄欖壩，入據(jù)車里城。云貴總督劉藻遣兵征討，因指揮失宜，反為其敗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正月，清政府又派大學(xué)士楊應(yīng)琚自陜甘移督云南。楊應(yīng)琚到任后，指揮軍隊擊退了緬軍的進犯，收復(fù)了失地。但楊應(yīng)琚卻因此而傲慢輕敵，貪功啟釁，他白普洱移駐永昌后，致書緬甸國王，聲言將率大軍數(shù)十萬征討，要緬甸投降。于是緬甸起兵迎戰(zhàn)，雙方戰(zhàn)事再起。清軍數(shù)戰(zhàn)不利，緬甸軍隊乘機進擾云南。乾隆帝聞訊大怒，詔逮楊應(yīng)琚至京，賜死。乾隆三十二年，派將軍明瑞分兵五路征緬。戰(zhàn)爭之始，清軍連戰(zhàn)皆捷，進展很快，已逼近緬甸國都阿瓦（今緬甸曼德勒），但畢竟是孤軍深入，糧草不繼，終于在第二年二月兵敗退回，明瑞也自盡身亡。

　　清軍慘敗的消息使乾隆帝甚為震驚，他見軍情緊急，“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(diào)度”，于是授傅恒為經(jīng)略，阿里袞和阿桂為副將軍，舒赫德為參贊大臣，經(jīng)辦征伐緬甸事務(wù)。乾隆三十四年二月，傅恒率滿、蒙兵一萬三千六百余名出征。臨行時，乾隆帝親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，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贈給傅恒，以表示對他的信任和希望。

　　這一年三月，傅恒抵達云南，四月到永昌、騰越察看情況，著手進行戰(zhàn)前準備。他得知緬軍防守“專恃木柵”，而“清軍向來用尋常槍炮攻取，無濟于事”，就“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炮之人，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、鐵一斤，遇攻柵時隨時暗鑄大炮，出其不意”。他還聚集眾將，商討進兵方略。鑒于過去明瑞將軍專由陸路進兵，緬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，而遭敗績的教訓(xùn)，傅恒決策水陸三道并進。因緬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，若由東路錫箔江進，則阿瓦仍隔江外，于是定議一路由戛鳩江（亦名蘭鳩江，或檳榔江）出河西，取道孟拱（今緬甸密之西）、孟養(yǎng)（今緬甸密），直搗阿瓦，此為正師；一路由伊洛瓦底江東岸，經(jīng)孟密（今緬甸杰恚┘薪南下，這是偏師：另一路則由伊洛瓦底江水路，順流而下，先造船于蠻莫（今緬甸八莫），以溝通前兩路軍的聯(lián)系，壯大聲勢，并兼及供應(yīng)兩軍所需。　　

　　但是要實現(xiàn)水陸并進的方針，首先要解決船的問題。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，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，并派副將軍阿里袞去經(jīng)辦此事。但阿里袞以“邊外峽行湍險，舟楫不通，沿江亦無辦公所奏止”。隨后，傅顯與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實情，“所言與阿里袞等同”。這樣，造船之事只好暫且擱下了。傅恒抵滇后，詳細地察詢當(dāng)?shù)鼐用?，獲知蠻莫附近的翁古山樹木較多，而位于此山旁邊的野牛壩，氣候涼爽無瘴氣之害，是建造船只的好處所，于是傅恒就派遣傅顯督工運料，并令湖廣未的工匠造船。不久，一批船造成了。乾隆帝聞報很是高興，特頒旨嘉獎，作詩《造舟行》以壯此舉。

　　在興造船只的同時，傅恒對征緬的其他準備事務(wù)也在加緊進行。清政府增調(diào)的軍隊陸續(xù)抵達云南，馬匹和糧草也大體齊備。乾隆三十四年七月，滿、漢精銳之師數(shù)萬余眾，馬騾六萬余匹，以及各種火器，如京師的神機火器、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節(jié)銅炮等“皆刻期云集”。然而當(dāng)時距霜降尚早，部下諸將以“南徼地多瘴，群議宜俟霜降后出師”。傅恒雖然也有些猶豫不定，但他害怕時間拖長了，不僅耗費很多物質(zhì)，而且士兵也會產(chǎn)生松懈情緒，事情就更不好辦了，所以他就不顧部下的勸阻，毅然下令進兵，打算乘敵準備不足之機進攻，收出其不意之效。同年七月二十日，傅恒祭旗進發(fā)。時副將軍阿里袞已患病，傅恒要他留下養(yǎng)病，阿里袞堅請從征，傅恒同意了，只留阿桂于蠻莫督造戰(zhàn)船。傅恒領(lǐng)軍至戛鳩江后，征集船只，打造木筏，用十天的時間，全軍渡過了戛鳩江。然后揮軍，一路之上，孟拱、孟養(yǎng)兩土司先后歸降，并“各獻馴象四，牛百頭，糧數(shù)百石”。此時緬甸正值秋收季節(jié)，一時未集軍迎戰(zhàn)，同時盂拱、盂養(yǎng)離緬甸中心地區(qū)又較遠，因而傅恒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己前進了兩千里。但是這期間，天氣十分惡劣，“惟途間忽雨忽晴，山高泥滑，一馬倒，則所負糧帳盡失，軍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濕之中，以致多疾病”。加之，清軍人地生疏，經(jīng)常迷失方向，實在是難以深入了。面臨如此險惡的困境，傅恒只得改變原先攻占木疏（即今緬甸甘布魯），由陸路直取阿瓦的計劃，于同年十月回師至蠻莫，與東路阿桂軍會合。傅恒因率軍“奔走數(shù)千里，疲乏軍力，而初無遇一賊，經(jīng)略之聲名遂損，因羞恚得病”。雖然如此，傅恒還是帶病指揮，試圖扭轉(zhuǎn)這不利的局面。他見水戰(zhàn)所需戰(zhàn)船已大部造就，并且福建和廣東水師也已到達蠻莫，就把軍隊重新布署，以阿里袞為西路，阿桂沿江東南下為東路，而自己則督舟師居中，沿伊洛瓦底江南進為中軍。此時，緬甸亦集水陸軍前來迎戰(zhàn)，雙方經(jīng)過一番激烈交鋒，緬軍敗退，清軍三路告捷。不過，清軍雖一時得手，但阿里袞隨之病亡，許多官兵不是負傷就是患病，已無力再向阿瓦進攻。于是集全力圖謀奪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，以迫使緬甸乞降。老官屯前臨大江，緬軍在江東西岸周圍二三里的地帶樹立了許多高大的木柵，柵外掘三重壕溝，溝外又橫放大木頭，使尖利的樹枝朝外成鹿砦，使人無法通過。這是緬軍的慣用之法。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臺，將大炮置放臺上，向敵軍陣地轟擊。炮彈雖然將木柵擊穿，但它卻不塌落，而破損處又隨即被緬軍修補好。傅恒見此法不能奏效，就又“屬生革為長b鉤之”，但力急繩斷不能倒其柵。隨后他又派士兵“代箐中數(shù)百丈老藤，夜往鉤其柵”，使數(shù)千人曳之，但藤卻被緬軍用斧砍斷，此法又失敗了。雖然屢次失敗，傅恒仍不甘心，就又施用火攻，“先為桿牌御槍炮，眾挾膏薪隨之，百牌齊迸，逾濠抵柵，而江自四更霧起，迄平旦始息，柵木沾潤不能k，兼值反風(fēng)，遂卻”。最后，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，埋火藥轟之，然而火藥引爆后，雖然“柵突高起丈余，賊號駭震天”，但隨之落平，“又起又落者三，不復(fù)動，蓋柵坡迤下，而地道平進，故土厚不能迸裂也”。
　　此時，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繼續(xù)圍困老官屯，而以大部兵力從江西岸直攻阿瓦，還有扭轉(zhuǎn)不利戰(zhàn)局的可能，但他卻堅執(zhí)統(tǒng)軍非取老官屯不可，于是清軍陷于進退兩難的因境之中。特別是日趨加重的瘴氣，使清軍大量減員，傅恒在給乾隆帝上的奏報中說：“奈因本年瘴癘過甚，交冬未減。原派各營兵三萬名，滿兵一 千名，見計僅存一萬三千余名?！?

　　乾隆帝接到奏報后，知清軍已陷困境，遂下令暫行撤兵，并命傅恒返京師，“老官屯既不可久駐，野牛壩地方尚高，酌量于該處留兵屯守，并著土司等于關(guān)外相度地勢駐扎防范。令其以暫時退駐，明年再行進兵之言，宣示于眾……著傳諭傅恒將善后事宜交阿桂籌辦，即速馳驛來京”　　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緬軍在清軍的攻勢下，也日感震懼，加之阿桂的戰(zhàn)船又截斷了東西岸緬軍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他們也不愿再打下去了，于是就主動派人向清營遞送文書，請求雙方選擇一適中地點，商談休戰(zhàn)罷兵之事。傅恒集眾將商量對策，阿桂和其他將領(lǐng)皆“以兵多染瘴，日有死亡，爭勸受降撤兵”。傅恒雖不愿以議和結(jié)局，但也沒有別的好辦法，只好聽從諸將的意見。經(jīng)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，雙方終于達成休戰(zhàn)撤兵協(xié)議。同年十二月，傅恒上奏，說緬甸方面答應(yīng)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貢的條件，請求乾隆帝批準協(xié)議。乾隆帝本來就已下令暫行撤兵，現(xiàn)在緬方又答應(yīng)向清朝進貢，當(dāng)然很快就予以批準。這樣持續(xù)數(shù)年的戰(zhàn)爭宣告結(jié)束。

　　乾隆三十五年三月，傅恒還至京師，乾隆帝命他與其子福隆安同為總管內(nèi)務(wù)府大臣。然而不久，傅恒的處境就很不妙。主要是緬甸一直未履行進貢的許諾，乾隆帝認為這很失體面，很是惱怒。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見沉重，不忍心處罰他。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難忍，數(shù)月之后即病死，終年還不足五十歲。乾隆帝親自到其府宅祭奠，下令以宗室鎮(zhèn)國公例喪葬，謚號“文忠”。這以后，乾隆帝東巡途經(jīng)傅恒墓時，又進行了祭奠。嘉慶無年（1796），傅恒之子?？蛋踩ナ?，推恩贈傅恒郡王銜。

　　傅恒作為乾隆帝的寵臣，直軍機處二十三年，“日侍左右”，他對乾隆前期朝政影響之大是顯而易見的。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韜武略的干練之才，“惟以尊奉前輩，引擢后進為要務(wù)”。一些頗有作為的文臣武將，如孫嘉淦、岳鐘琪、盧焯、畢沅、孫士毅、阿爾泰和阿桂等，都是經(jīng)他之手，得以施展才能，顯露風(fēng)采的，“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于朝”。其次，他對下屬“每多謙沖”，“毫無驕汰之狀”。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汪由敦死后，傅恒極力推薦其子汪承需，終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職。

　　后汪承需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，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，無人照看，特為之陳請，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職。兵部尚書舒赫德因處理阿睦爾撒納歸降一事不合君帝，觸怒乾隆帝，被籍沒遣戍，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銀兩贖買其宅，等后來舒赫德被赦歸后，又把宅贈于他。由于傅恒對下謙和，常為之解難，故人“皆感佩其德，久之不衰”　　。

　　但是，傅恒“頗好奢靡，衣冠器具皆尚華美”，這對當(dāng)時日漸興盛的豪華奢侈之風(fēng)，無異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尤其是，傅恒對于貪贓枉法殘害民眾的官吏，往往不能嚴之以法。兩淮鹽政使高恒因貪污，下刑部議罪，定為死刑，“勾到日，上惡其貪暴，秉筆欲下，傅文忠（即傅恒）代為之請曰：‘愿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，姑免其死?！显唬骸叭艋屎蟮苄址阜?，當(dāng)如之何？’傅戰(zhàn)栗失色，上即命誅高恒”。因而當(dāng)時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參軍批評傅恒“以寬厚博眾譽”，“為臺鼎重任，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，惟知含垢納污，以博一時虛譽。吾恐日后，必有徇庇之夫，假公譽以濟其私者。玩惕之風(fēng)，由此日甚，先朝綦嚴之法，必因之隳壞矣?！倍Y親王昭甚至把乾隆后期和|掌政后，官場盛行的茍且偷安之風(fēng)也和傅恒聯(lián)系起來。他說：“后和相（指和|）秉政，果以叢脞為風(fēng)，以`冗為能事，風(fēng)俗因之日偷，實自文忠公（指傅恒）有以啟之也”。這話不無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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