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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現存的家譜，主要產生于封建社會，作為一種歷史文獻自然有它不容忽視的價值。那些時間既早又被保存下來的譜牒，如宋代內府抄本《仙源類譜》，已經是國家級文物，當然十分珍貴。某些編修嚴謹，記事清晰的家譜不但是重要資料，具有一定的教化和助人尋根問祖的功能，這些都不應該輕率否定。但舊時的許多家譜，大都在譜序、凡例、族規(guī)家法部分露骨宣揚忠孝節(jié)義、三從四德、重男輕女、族長專制等封建倫理道德，甚至加入許多封建迷信內容，卻不能說不是糟粕。而一些家譜為了光宗耀祖，不惜對族人大加褒揚夸飾，攀附假托，書善隱惡的做法，又無疑降低了家譜自身的價值。當前家譜熱的升溫，助推了人們對家譜資源的利用。學術界已有不少人突破了“家譜局限于記述家族歷史”的看法，開始從文化、經濟、制度等方面探索家譜在社會史研究中的資料價值。這種視野的擴大是非常有益的。事實上，歷史在進步，譜學也在發(fā)展。明清以來的許多家譜，在記載本族人和事的同時，已經開始觸及家族所處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尋找不同時期家族境況演變的外部原因。這種變化，使那些超越傳統(tǒng)格式的家譜，成了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。

清末名臣黎庶昌主撰的《遵義沙灘黎氏家譜》，正是一部蘊含著豐富歷史信息的家譜。這部家譜初修于清光緒二年（1876年），重訂于光緒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刊于日本使署?！独枋霞易V》與其他族譜的不同在于，自高祖以上只系本支，高祖以下的子孫則分房并列，“又別揭事實，生卒、娶葬著錄于后，世愈近，則愈詳”。黎庶昌本人認為，這種做法雖然有些“不盡合于歐（陽修）、蘇（洵）大儒之義法，亦與近世族譜稍異”，卻是譜學發(fā)展的必然。既然是私家的記載，就應該在詳和實上著力，“不必強同于古”。

黎庶昌修譜“不必強同于古”的主張，體現了譜學的進步，也使他主修的《黎氏家譜》從一部記述家族世系繁衍的私家譜牒，變成了一部足以從多角度折射明清黔北社會的歷史文獻。

黎家人世代生活的黔北，是貴州境內開發(fā)得比較早的地區(qū)，這一帶與中原和發(fā)達省區(qū)的聯(lián)系和交往，雖然比黔南、黔東南等地區(qū)密切，但因受自然環(huán)境和交通條件的制約，明清之際，社會生產力水平依然不高。人們日出而作，日沒而息，男耕女織，用執(zhí)著的勤勞彌補生產的落后，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業(yè)與家庭手工業(yè)相結合的日子?！独枋霞易V》通過對家族日常生活的記錄，具體而生動地描述了黔北農村的這種自然經濟景象。

《黎氏家譜·事實匯記》記載六世祖時這樣寫道：“及先伯祖成名，我祖見門戶有庇，乃棄儒業(yè)，耕躬自給。產不甚豐，終歲勤動，食指而外家無長物，處之泊如。稼穡之余，親操絲織，以供常服，布素肅然，終身未嘗衣裘帛。夏粗布衫，冬舊絮襖，雖蔽不厭，性不嗜飲，惟喜茶食果品，一切桃、梨、粟、柿、柑、棗、芋、薯、瓜蔬之屬，皆植諸家園取給，以為常畦圃藝?！薄捌鸺床僮骷覄眨K日無閑時，耕織之暇，兼及蠶桑，飼家養(yǎng)魚。嘗造長筒吸水以灌田，又善為竹木工，自制幾、榻、桌、凳、箱、柜，細至蓑笠、篩籮、筐籃諸器物，一一皆親手拮據。”《黎氏家譜》的這番記述，直如一幅沙灘田園生活的畫卷，通過它完全可以洞見明清之際黔北農村社會的經濟狀況。

19世紀中期，中國掀起了以太平天國為主的農民起義高潮。黎氏生活的黔北地區(qū)，同樣被農民起義風暴所席卷。不僅太平軍石達開部曾三次在遵義展開激戰(zhàn)，當地更有楊龍喜、舒光富、朱明月的起義隊伍活動。對于這場農民革命戰(zhàn)爭，《黎氏家譜》雖然站在統(tǒng)治階級的立場上予以指斥，但對這一時期發(fā)生在黎家周圍的各種社會矛盾，對于戰(zhàn)爭的慘烈和戰(zhàn)亂給社會造成的破壞，卻作了有聲有色的描繪。

《黎氏家譜·蕭恭人（十世長房黎兆祺之妻）事略》記載：“咸豐末年（1861年），兵革烽起，連鄉(xiāng)軌里，扶老弱，鳥集鼠竄，靡有定止?！薄氨锘膬矗卟〗辉?，十室九空。迭遭大故，喪葬顛連，百死一生?！薄熬游３谴灞ぶ?，外有強梁，內無斗積，食指壘壘數十口，斗粟值錢二千，田荒土蕪。”

禹門是咸豐、同治年間農民軍沉重打擊下僥幸守住的幾個據點之一。關于禹門的攻防戰(zhàn)，《黎氏家譜》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述。

《黎氏家譜·本身黎庶昌附錄片奏》記述道：“遵義浮東八十里有禹門寺，……咸豐四年（1854年)，桐梓亂起，鄉(xiāng)人就寺中設局辦理團練，連年征發(fā)，迄未停止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正月，湄潭黃白號匪大人，蹂躪臣里，寺為偽朱王所據。經臣兄庶蕃募勇與官軍夾攻，將該逆擊退。其時，四鄉(xiāng)廬宇焚燒幾盡，而禹門寺巍然獨存。鄉(xiāng)人因寺基筑寨固守。臣兄庶蕃、從兄兆祺及現充使署隨員劉漢英實主其事。未幾，而吳元彪又反，陷據綏陽縣城，距寨只五十里。寨當遵義、湄潭、綏陽之中，環(huán)三面皆賊。臣兄等苦力戰(zhàn)至五年之久，陣亡者三百余人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六月，楚軍克綏陽，始解。又年余，百姓始下寨。臣嘗論，遵義府城之不失，實此一寨保障捍衛(wèi)之功為多?！?/p>

《黎氏家譜》對禹門寺之戰(zhàn)的記述，比許多地方文獻都要詳細得多。它不僅分析了禹門的地理位置和戰(zhàn)略重要性，還對戰(zhàn)事發(fā)生的時間、戰(zhàn)爭主客方的領軍人物、雙方傷亡情況都做了記述，甚至就戰(zhàn)爭結果對清王朝在黔北統(tǒng)治的影響也作了評價。雖然這些內容是援引黎庶昌本人的片奏，作為“事實匯記”的附錄記入家譜，但畢竟是《黎氏家譜》的一部分。而在清以前按傳統(tǒng)格式編撰的族譜中，這樣的內容是看不到的?？梢?，中國的家譜不盡是“封資修”的家族紀事，其中蘊含著許多歷史。

《黎氏家譜》不但通過記述家族的活動保存了許多黔北的歷史，對本族人的觀念、文化和行為規(guī)范也作了詳略不同的記錄。其對四至十世祖的記載為：

四世祖黎躍：“領家政，事親的道，溫情定省，率家人以理法”；

五世祖黎天明：“生平忠直自處，仁厚待人……庭無聞言……以詩書垂后”；

七世祖黎正訓：“坐立必以禮法自閑，外嚴而內寬，行為而守默……苦志勤學”；

八世長房黎安理：“尤精易學，說義理，直逼大尊鐘陵，捷可日二十篇”；

九世長房黎恂：“吟，手披朱墨并下；經，則以宋五子為準，參與漢魏諸儒；史，則一折衷于綱目論；詩，宗少陵眉山，而自屈宋至朱王無不含咀也；于文，尚韓、歐陽，而自荀莊至方姚，無不權度也。如是者十余年?！薄吧讲黄堁孕?，立不跛倚，坐必莊，行齊如流”；

十世長房黎兆勛：“詩不專主一格，詞者服膺辛劉周秦為多?！薄巴庀操e客，內叔諸昆弟。積苦力行，井井有條理。日夕妝書與子尹子相違，復以詩古文辭閃摩互勵，風氣大開。久之，群從子弟報習訓化，彬彬皆鄉(xiāng)文學矣”。

《黎氏家譜》的這些記述說明，從思想文化上維系這個家族的，是由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構成的宋明理學，而且從明中葉到清末，這根思想紐帶始終沒有發(fā)生變化。這種情況正好透射出明清思想文化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。那就是：作為明王朝官方哲學的宋明理學，隨著明王朝的覆滅已經威信掃地，但由于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，短期內還找不到一套維護自身統(tǒng)治地位的思想體系，只好“清承明制”，將漢族地主階級尊奉的儒家思想接過來利用，以至宋明理學在清代知識分子中繼續(xù)擁有廣泛的市場。中國的家譜多達數萬種，斗轉星移中，譜學一直在發(fā)展，家譜的編撰也在伴隨著它所記載的歷史在變化、在進步。《黎氏家譜》對黔北社會歷史的折射，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。對于家譜這樣一筆宏富的文化財富，一味以它的消極面去否定它和限制它是不理智的。前些年，有學者建議利用高新技術，建立中國家譜的信息庫?！吨袊易V總目》的編纂已經是這方面的努力，應該是令人十分欣慰之事。我們去觀察一只麻雀，也許達不到了解整個鳥群的目的。但麻雀畢竟是鳥類中的一員，抓一只進行解剖觀察，相信可以獲得許多飛鳥內部構造及各種器官功能的知識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作為記錄社會基本細胞歷史的家譜，它的文獻價值（當然是在分析鑒別的基礎上）是不應該被輕易忽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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