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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元383年，前秦伐晉，于淝水與東晉北府軍交戰(zhàn)，大敗，前秦八十余萬大軍折損至僅剩十萬，元氣大傷?？善婀值氖?，東晉此后對北方的軍事行動十分有限，戰(zhàn)績也乏善可陳，直到二十一年后的劉裕北伐，東晉才收回洛陽，直抵長安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東晉未能趁淝水之戰(zhàn)大勝之勢挺進中原恢復故土呢?

　　一、淝水之戰(zhàn)后東晉與北方政權的對峙情況

　　淝水之戰(zhàn)后東晉的確采取了一些積極的反攻措施?！稌x書·孝武帝紀》載：太元九年(公元384年)春正月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。車騎將軍桓沖部將郭寶又攻取新城、魏興、上庸三郡。前鋒都督謝玄擊潰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。太元十年(公元385年)春正月，蜀郡太守任權擊敗苻堅守將奪回益州?？梢婁撬髣俸?，東晉收復了淝水之戰(zhàn)前被前秦占領的一些州郡。局面看似一片大好，如此挾淝水大勝之勢似乎也順理成章。

　　但奇怪的是太元十年之后，東晉政權對北方的大規(guī)模用兵就似乎停止了，且史傳中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(zhàn)事多為前秦崩潰后北方割據(jù)政權互相的征伐。仿佛東晉政權在淝水戰(zhàn)后取得了些許優(yōu)勢便沒有動作了。這不禁令人生疑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東晉政權未能進一步擴大淝水之戰(zhàn)的戰(zhàn)果?

　　二、東晉末年政治局勢與陳郡謝氏尷尬的政治地位

　　淝水一戰(zhàn)，功勞最大者莫過于陳郡謝氏一族，東晉最為精銳的北府軍也被謝安、謝玄、謝石等人掌控。以理度之，剛剛指揮完淝水大勝的謝安、謝玄等人也是繼續(xù)指揮北伐的最佳人選。淝水之戰(zhàn)勝利后謝安本人也確有此意。《晉書·謝安傳》載：“安方欲混一文軌，上疏求自北征，乃進都督揚、江、荊、司、豫、徐、兗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寧、益、雍、梁十五州軍事，加黃鉞，其本官如故，置從事中郎二人。”可見謝安的確打算收復中原，完成統(tǒng)一。

　　但東晉末年微妙的政治局勢使他步履維艱。一方面，陳郡謝氏遭受到了皇族的猜忌。當朝的東晉孝武帝亦非懦弱無能的庸主。雖然史籍大多對其評價不高，但相較于前代他在位時強化了皇權與司馬氏宗室的實力。其中尤以重用司馬道子，使其與謝安共同擔任錄尚書事，制衡謝安為其主要手段。孝武帝對以謝安為首的陳郡謝氏多加提防，采用各種手段控制謝氏家族。這樣緊張的君臣關系，使謝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系。

　　其次東晉末年的政局中并不僅僅存在著門閥大族與皇權之間的矛盾。士家大族之間也有各種沖突。謝安任相之前，以桓溫為代表的譙國桓氏掌權，一度妄圖代晉稱帝。不過，桓溫篡權的一系列程序被謝安等人拖延，最終桓溫被拖到病死，譙國桓氏代晉之舉終功敗垂成。但桓溫雖死，其龐大的宗族勢力仍在。淝水之戰(zhàn)前，由于前秦巨大的軍事威脅，譙國桓氏選擇與陳郡謝氏合作共同對抗前秦。但淝水之戰(zhàn)后前秦的威脅驟減，譙國桓氏與陳郡謝氏的矛盾也再次浮出水面。

　　謝安此時可謂是步履維艱，倘若北伐成功，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必然功高震主;倘若北伐失利謝氏威名受損，桓氏乃至外戚太原王氏又必然對謝氏的政治地位產(chǎn)生威脅。面對皇室的與錯綜復雜的局勢，謝安選擇了較為保守的政治策略。《晉書》載：“時會稽王道子專權，而奸諂頗相扇構，安出鎮(zhèn)廣陵之步丘，筑壘曰新城以避之?！贝藭r掌控著東晉精銳北府軍的謝氏按兵不動，也就意味著東晉政權不大可能動用主力進行北伐作戰(zhàn)。

　　三、謝安去世前后東晉北方戰(zhàn)事的一系列失敗

　　謝安在司馬道子與王國寶的步步緊逼下憂郁成疾，不久就病逝了。不過，淝水之戰(zhàn)后南北雙方的力量對比仍然未有太大變化。南方的軍事優(yōu)勢仍在。但在太元十年(公元385年)之后，東晉對北方的戰(zhàn)事有勝有敗，相較于淝水之戰(zhàn)后的勢如破竹，軍事進展可謂十分有限。

　　太元十年謝安曾率兵救援被反叛部將包圍的苻堅前秦政權，但發(fā)兵不久，謝安便因病逝世，謝玄也在之后很快病死。此后，東晉與北方各割據(jù)政權之間的交戰(zhàn)互有勝敗。東晉方面有時損失慘重。其中尤以名將慕容垂對東晉造成的打擊最為巨大。東晉北府兵名將劉牢之曾與之交戰(zhàn)多次，皆敗于慕容垂之手?！稌x書》記載劉牢之為慕容垂所敗時“策馬跳五丈澗”方才脫身。劉牢之所率士卒離散，待其逃入臨漳方才聚攏殘部?？梢妱⒗沃藨?zhàn)之狼狽倉皇。

　　總之，在謝安、謝玄病死后，東晉缺乏能統(tǒng)領一方的名將主帥，加之北朝慕容垂等名將尚存，故對北方用兵進展不大。

　　四、東晉末年政局的急速惡化

　　在東晉北方戰(zhàn)事遲遲沒有進展的同時，內(nèi)部的政局卻發(fā)生著悄然變化。謝安死后，陳郡謝氏對政局的影響大為減弱。但此時孝武帝與其弟司馬道子主相之間又起爭執(zhí)，加之太原王氏、瑯琊王氏等士族勢力又參與其中使得東晉末年的政局更加撲朔迷離。

　　孝武帝與司馬道子斗爭之激烈直接表現(xiàn)在了對地方藩鎮(zhèn)的控制中。荊州為東晉戰(zhàn)略要地，王敦、桓溫等權臣皆曾依靠荊州挾制上游，故東晉乃至南朝控制朝政者無不派其親信執(zhí)掌荊州軍政大權。司馬道子的王忱出鎮(zhèn)荊州，太元十七年(392年)時死于任上。其病死當月，孝武帝直接違反常規(guī)，未經(jīng)吏部授權，直接派其親信殷仲堪接管荊州。又任命王恭鎮(zhèn)京口，孝武帝此時親信重臣皆居要沖之地，表面上穩(wěn)固了自己的皇權。

　　但不到五年之后，孝武帝突然去世。且孝武帝所立太子司馬德宗先天愚鈍，史載其口不能言，不辨寒暑。政權就由居于相位的司馬道子所掌控。但孝武帝生前所留下的挾制中央的藩鎮(zhèn)部署仍然存在，司馬道子雖然把持中央朝政，但礙于地方藩鎮(zhèn)制約，總還是。

　　桓溫

　　解決這樣的政治困局顯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，可司馬道子卻辦了個錯事。他在沒有其他靠譜軍事力量依靠的情況下，直接裁撤孝武帝親信王恭、殷仲堪等人的兵權，激怒了這些孝武舊臣。于是，掌控地方兵權的王恭、殷仲堪等不滿于司馬道子的囂張行徑，起兵勤王，拉開了東晉末年內(nèi)亂的序幕。此后各勢力征伐不休，加之孫恩盧循之亂，東晉的社會經(jīng)濟遭到了巨大破壞，直至413年劉裕討平譙蜀，東晉內(nèi)部的戰(zhàn)事方才告一段落，但此時離淝水之戰(zhàn)已經(jīng)過去了整整30年。

　　總之，淝水之戰(zhàn)后東晉未能趁機一統(tǒng)中原的因素是較為復雜的，其中既有內(nèi)部政治斗爭的因素，也有外部軍事實力的因素。但總體來看，是東晉內(nèi)部錯綜復雜的制約了其軍事行動。這與東晉政權自建國以來復雜政治局勢直接相關。一方面皇權不甘于被士家大族所控制，另一方面士家大族之間又都想占據(jù)主動，于是整個東晉皇權與士家大族;士族與士族之間進行著無休止的爭斗。他們之間的斗爭、內(nèi)耗最終導致東晉的軍事力量不能集中于北伐，而是最終用于互相碾壓的。

　　縱觀六朝歷史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不僅東晉政治如此，也是南朝歷代的通病。或許正如田余慶先生在《東晉門閥政治》的后論中所說的：“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，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?！?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