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姓人視譜牒如生命，一向重視纂修家乘譜牒。我國最早的譜牒是記載黃帝以來至春秋時期譜侯大夫的姓氏、世系以及都邑的《世本》。接下來有《帝王譜》，《志氏姓》等較早的譜牒。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士族統(tǒng)治的時代，注重門第尊卑，強調血緣關系。官必有譜狀，家必有世系，出者徵簿狀以查官次，處者則考世系以辨本支。官方有專門管理譜狀的譜局。上行下效，廣修家乘譜牒一時蔚然成風，歷隋唐以至宋代，以綱常名教為內容的儒學的倡導與發(fā)展，與之俱來的是修撰家乘譜牒的昌盛和高漲，并且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和文化傳統(tǒng)，一直沿襲延續(xù)下來。 　　我國歷史上的譜牒文獻可謂浩如煙海，汗牛充棟，但由于時代表達，管理不善，自然災害，匪禍戰(zhàn)火的毀壞，我們現(xiàn)在能夠看到的古代譜牒已經(jīng)不多了。 　　何姓的家乘譜牒流傳至今最早的也是漢代的《何氏家傳》以及《廬江七賢傳》，卻也只是書目卷數(shù)而已。 　　宋代以后，宗族家庭觀念更加深入人心，修譜、續(xù)譜，合譜高潮一浪推過一浪，加之印刷技術、造紙技術的進步，撰修族譜在尋常百姓中已不少見。尤其是明清直到民國，越來越多的族譜被保留下來。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何姓族譜規(guī)模最大，體例相對完備的要數(shù)20世紀20年代修撰的《廬江郡何氏大同宗譜》了。其中記載了全國11個省市，152支何氏宗系的譜牒世系及相關內容。上海圖書館藏有135種何氏族譜。國家圖書館以及四川、河南、陜西的有關部門及個人也都收藏了不少何姓的譜牒文獻。 　　家乘譜牒是一個姓族根之所系、情之所系，無數(shù)的族中先賢，在族譜文獻里可以生動形象地鮮活起來，他們可以先知生者來者自己族姓的來龍去脈，過去現(xiàn)在和未來。像所有的姓族一樣，何姓族人也無不把修撰家乘譜牒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續(xù)，無不把家譜文獻看得比生命還都重要。 　　魏晉以來特別是宋明以后，何姓人特別關注族譜的修撰工作，續(xù)族譜明世系往往成為幾代人薪火相傳的事業(yè)。 　　尋根敬祖，修撰譜牒又往往成為何姓人生命紉性，人生動力之所在。早在明清時代飄泊海外的何姓先人就不懼路途的遙遠艱險，回到故鄉(xiāng)抄寫族譜，捧回祖先神位，設壇奉禮，以厝置他的漂蕩無依的心靈。 　　因此，何姓人對待族譜的心態(tài)表現(xiàn)是極強的內向性和保守性，他們的族譜，一般情況是不向外人宣示的。 　　尊崇敬祖，敦親睦族，揚善勸惡，光大門庭是撰修族譜的基本目的和一貫傳統(tǒng)。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進步，特別是近代西學東漸的新風吹來，何姓在修譜緣起，目的任務等方面在思想觀念上也不斷發(fā)生變化。撰修于20世紀30年代的浙江奉化《計然村何氏譜》，修撰者的目光與古代相比，已遠不是一家一族的“門戶之見”，是譜在《何氏源流考》中開宗明義地說道：“古時吹律定姓，凡數(shù)千年來庚續(xù)演進于世宙者，皆黃帝子孫”。他們沒有把本姓的族眾劃定在自家的圈子之中，而是以高遠的眼光，博大的胸懷把何氏家族從傳統(tǒng)的束縛局限中解脫出來，融人炎黃華夏的歷史長河之中，與時俱進，與國家民族共榮辱。 　　《廬江郡何氏大同宗譜》認為當時，世界潮流趨于大同，政治之道在于民主立憲，而民主立憲注重地方自治；地方自治應該自“族治”開始，而族治首先要規(guī)修族譜。譜序稱，何氏大同譜狹義言之是為了敬宗收族，廣義論之則是為了合群進化，以期天下一統(tǒng)。這種修譜思想顯然是受了清末君主立憲和民初世界大同思想的影響，客觀與否，畢竟是歷史的發(fā)展進步。 　　而1933年（民國十二年）何紹莊在《南海煙橋何氏家譜》序中說：譜系之重要在于社會道德不容滑墜。針對當時世風淺薄，人心不古的社會現(xiàn)實，恐年輕族人陷溺益深，將不知一家一族為何物，不知一己一身何所出?；谶@樣的思想基礎，力倡修撰家族譜牒，教育青年，告知來者，以此來改造社會風氣。這種思想及方法是否符合社會發(fā)展之需要暫且不論，但至少說明，何氏族人修撰族譜的思想觀念受時代的影響在發(fā)生著變化。 　　家族文化蘊涵在家乘譜牒之中，何姓家族文化集中體現(xiàn)在“忠孝仁義”這個厚重的基礎之上，但與他族相比，又有他自身的明顯特征